《媳妇邓晓阳我叫李朝阳》 第1章 退伍回到乡政府，意外成为武装部干事 在线阅读
我叫李朝阳，东原地区平安县安平乡人，1983年参军，1985年光荣退伍。之所以说光荣，是因为我跟随部队在边境参加了战斗，并荣立个人三等功。虽说立了三等功，可赶上大裁军，回来不久，部队就改编了。对于脱离部队的农村兵而言，二等功可以安排工作，但三等功的意义不大。那时部队参军，农村兵安置的大原则是从哪里来就回哪里去，该种地依旧种地。
本以为这辈子就要与庄稼相伴了，退伍后我到乡镇武装部（我走的时候还是公社武装部）报到办理手续，命运的天平却在这一刻开始向我倾斜，自己也没想到，日后会成为大家口中的高级干部。
来到安平乡武装部，很是凑巧，武装部长李尚武也是转业军人，我们还是一个军的。他前些年以副团级转业到乡镇，担任我们乡武装部长。大裁军过后，军官都是降级使用，按说副团转业以前是要安排正科职位的。
得知我在连队干过文书，又是高中毕业生，既是战友又是老乡，李部长便有意拉我一把。我把自己在部队发表的一些文章拿给部长看，当时我们军办有一份《战旗报》，我在连队当文书时，经常发表一些豆腐块文章。拿出报纸时，部长眼睛都亮了，他说以前每周都会看这份报纸，自己也发表过不少文章，如今已经一年多没看到了，此刻看到《战旗报》，倍感亲切。这几份报纸上都有我写的文章，原本拿回来是打算向父母炫耀的，确实没想到，在这里能遇到老读者。
能写文章，又上过战场、立过三等功，武装部李尚武部长不禁称赞道：“小子，看不出来你还是个文武全才。我这儿正缺一个干事，你愿不愿意留下来帮忙？只是刚开始肯定不是正式编制，等合适的时候，咱向领导申请，看能不能把编制解决了。”
这般天上掉馅饼的好事，就砸在了我头上。就这样，我成了乡武装部的一名非正式工作人员。农村土地已实行承包到户，武装部最重要的民兵训练也不像从前抓得那么紧了。我当兵前，村里的民兵都要组织打靶，村里的民兵连长时常穿着一身褪色的军装。我当兵回来后，村里民兵的枪械都已上缴统一管理。
乡镇里有五六十人，作为农业大乡，这样的人数算多的了。除乡镇领导外，就是七站八所的工作人员。卫生院和派出所这些大单位不和乡政府在一起，其他像乡农机站、畜牧站、水管站、社事办都和乡政府一起办公。乡里看似有这么多人，可大部分都是三十多到五十多岁的“老人”，像我这种二十出头的只有两个，一个是党政办公室主任邓晓阳，另一个就是我。邓晓阳是去年中专毕业后分配到乡镇的，分配来不久就担任了办公室主任。
作为办公室主任，晓阳手底下都是比她年长许多的人。在论资排辈的年代，邓晓阳这个外来户开展工作并不顺利。上面有乡镇领导，下面是不听使唤的老油条，所以办公室的工作常常都是晓阳一个人在做，好在那时事情不算多。
武装部和办公室的办公地点并不相邻。作为“权力”中枢的乡办公室，位于第一排的红砖瓦房里。而武装部在最后一排的角落里，武装部只有一间办公室，办公室里有两张桌子，一张桌子上落满了灰，另一张桌子上则散落着不少报纸和杂志。
在连队当文书时，我也算机灵，深知要进步关键在于处理好和领导的人情世故，所以就想着一定要和邓主任搞好关系。毕竟马军书记和张庆合乡长去县里开会、下乡，时常带着的就是邓主任。
邓晓阳个头不高，长相乖巧，对人热情，说话嘴甜。闲暇时，她会到李部长的办公室说些悄悄话。看着他俩低头嘀嘀咕咕，我心里不禁感慨：“这小美女可不简单，和书记乡长关系好也就罢了，连一个没进班子的乡武装部长，她都能把关系处得这么好。”
邓晓阳每次来都不会空手，只要我在，她都会从兜里掏出几颗奶糖丢在桌子上。这种糖在我当兵前从未吃过，直到在前线的猫耳洞里，偶尔会有奶糖和香烟送上来。我不会抽烟，战友虞家林他们分烟，我和几个不抽烟的人就分糖。同样的奶糖，却感觉味道不同，总觉得晓阳给的糖有一股子奶香气，也许这就是晓阳的味道吧。那个年代，别说乡干部，就是县里的干部也不一定能随时吃上奶糖，倒不是因为贵，而是小的供销社根本没有。
有一次，县武装部要一份报告，都是些琐碎小事，但需要咬文嚼字。我写好后，李部长感叹道，先不说你小子写得怎么样，就这一手钢笔字就是加分项。去吧，找晓阳盖章。
我写好报告后去找邓晓阳盖章，邓晓阳看了看我写的报告，一脸不可置信地说：“看不出来，你还会写材料，而且字写得这么好？”其实，我的钢笔字一直不错，军区组织的硬笔书法大赛，我还得过名次。
乡大院里能动笔写材料的，除了邓晓阳，还是邓晓阳。看到我写的报告，邓晓阳一边笑一边点头说：“没想到，李叔一个大老粗，还相中了你这么细腻的人。”说着就开始在兜里翻找，好一会儿才掏出一个奶糖来。“就这一颗了，给。”
我看着晓阳白嫩细腻的手，咽了咽口水，也分不清自己是馋糖还是馋人家的手。鬼使神差地伸手去接糖，这一下就触碰到了晓阳的手。两只手触碰的那一刻，一股电流贯穿全身。我看到晓阳仍在认真看文件，但感觉那一刻，晓阳脸上多了一抹绯红。
晓阳看得专注，我剥开糖，那熟悉的奶香气愈发浓郁。脑子一热，手一伸，低声说：“你吃。”这声音低得几乎自己都听不见。晓阳疑惑地看着我，愣了愣，笑着说：“借花献佛啊。”
那一刻，我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，根本不敢看晓阳。晓阳则看了看门口，见四下无人，倒是大方地说：“我手没洗。”说着张开樱桃小嘴，一下就从我手里把糖含住了。晓阳的披肩秀发落在我手上，那一刻，我确定，我馋的不是糖。
晓阳一边嚼着糖一边说：“李朝阳啊，我看你跟着李部长是英雄无用武之地。要不这样，没事的时候你帮我写稿子吧。”“哎，哎，邓主任，只要您需要，尽管吩咐。”
时间久了，晓阳时常找我帮忙，写个通知、发个文件、报个简报，我们配合得十分默契。几项工作信息登上了县里的新闻简报，有那么一两篇还被地区的报纸刊登了。晓阳十分大方，只要有信息被上级采用，就会带我去喝一碗羊肉汤。要是赶巧她晚上值班，还会叫上李部长一起小酌二两。
没过多久，乡长和书记就认识了我，这让我备受鼓舞。有一次吃饭，晓阳说：“李叔，我这边忙着几个专项工作，能不能让朝阳搬到党政办，帮我几个月忙，用完我再还给你。”李叔说：“我没问题，不过你得找老马和老张点头。”晓阳说：“只要你放人，马书记和张乡长的工作我去做。”“你也得问问当事人同不同意。”晓阳给我夹了一筷子肉，问：“朝阳，你愿不愿意搬到办公室来？”我看看一脸坏笑的李部长，又看看一脸真诚的邓晓阳，说：“我服从组织安排。”当时，我心里也在想，能留到乡武装部已属不易，要留到办公室，难度多少有些大，不知道邓晓阳有没有本事把我留下。部长是过来人，笑着对我说：“我咋看你俩的眼神不太对劲，是不是咱武装部的这头猪要去拱白菜了。”
没过两天，李部长就通知我到办公室报到。我抱着几本书，拿着一些文件资料，搬到了邓晓阳对面的位置。本就是年龄相仿的年轻人，又整天一起干活，渐渐地，我和邓晓阳的关系越来越亲近。一起去食堂吃饭、一起加班、一起在大院里散步。其实那时的晓阳，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领导，真正的领导是乡书记马军、乡长张庆合和武装部长李尚武。部长看到我们，总会悄悄地给我挤眉弄眼，意思不言而喻。
但我内心一直不敢倾诉心意，说实话，我有些自卑。那时邓晓阳是正式的国家干部，而我是一个不知能否转正的临时工。我家在农村，邓晓阳家在县城，虽说她从不谈及自己的家庭，但能看出，邓晓阳并非普通家庭的孩子。
可邓晓阳反倒比我大方，她是城里孩子，又读过中专，没那么保守。有时候同事们开我们玩笑，她也不怎么反感，依旧拉着我一起吃饭、一起散步。那时，我心里其实挺开心的，也给自己打气，人家女孩子都不怕，我一个上过战场的人怕什么。反正咱也没做什么，身正不怕影子斜。但事实上，确实也没做什么逾矩之事。
很快，玉米熟了，农村进入秋收时节。大部分干部家里都有田地，包括乡镇、学校在内全部放秋假，只安排了少数几个干部轮流值班，我也回家掰玉米去了。我家离乡镇不远，只有两三公里，但家里房屋不多，我们五兄妹根本不够住，所以平时我都住在乡大院的宿舍里。乡大院的宿舍，除了值班的，住在这里的人并不多，我算一个，邓晓阳有时候加班也会住宿舍。
掰玉米时，有些玉米还没完全成熟，水分大，不能放太久，否则会发霉，所以会单独煮来吃。虽说比不上嫩玉米好吃，但也聊胜于无。掰了一天玉米，弄得一身臭汗，我到村前的大河里冲了凉，便吃晚饭。那时玉米、花生、红薯都成熟了，一桌子都是香气。
吃完后，我睡惯了宿舍的大床，实在不想和二哥正阳挤在一张床上。于是，我装了一些玉米、花生放在自行车上，准备去乡大院宿舍睡觉，这些玉米、花生自然是带给邓晓阳的。她今天值班，明天就可以休息了，我把这些放在公共汽车上，让她带回家。
趁着夜色，我骑着车，一想到马上就能见到晓阳，车子越骑越快，十多分钟就到了乡大院。此时才九点多，邓晓阳有个习惯，只要值班就睡得很晚，晚上喜欢猫在办公室看小说，她说只有这个时间，才感觉生命是属于自己的。
我看办公室没人，就打算去宿舍找她。我喊了几声，却没人答应，难道她回去了？应该不会，办公室的门没上锁，杯子里还有热水。我在宿舍门口敲了敲门，里面传出开门的声音，邓晓阳开了门，“朝阳，你来了，我有些不舒服。”邓晓阳头冒虚汗，声音沙哑，一脸虚弱。
“怎么会这样？”“不知道，昨天降温了，兴许是感冒了。”我在前线时学过一些基本医护知识，测温是最简单的。我用手摸了摸邓晓阳的额头，滚烫。“必须先降温。对，去乡卫生院，那里有值班医生。”
邓晓阳摆了摆手说：“四肢无力，头疼，走不了路。”乡大院原本有一辆县里淘汰的吉普车，虽说不知道传了几手，但在当时也是稀罕物，是县委作为乡镇企业改革先进乡的一等奖奖励给乡里的。可晚上乡长和书记都住在县城，所以车也在县城。这种情况，又是晚上，也不敢让邓晓阳坐自行车。我说：“也别讲究了，我背你过去。”
邓晓阳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，脸色一红，有些娇羞，但还是点了点头同意了。乡卫生院离乡大院不算远，不到一公里。邓晓阳站起身，看着我一米八的个头，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一把抓住我的肩膀，站到凳子上，趴在了我的背上。一股淡淡的香气钻进鼻孔，长这么大，我还从未这样背过一个女孩，心脏扑通扑通直跳。也顾不上什么礼节了，我背着邓晓阳，临出门时，还不忘一脚勾着把门关上。
走出乡大院，路上静悄悄的，秋风拂面，空气中弥漫着酒糟的味道，那是不远处的高粱红小酒厂正在酿酒。高粱红小作坊从我小时候记事起就有了，门口的木门已经包浆，曾经的私人作坊如今已成为安平乡的乡镇企业。农忙时的乡村，大家劳累一天，晚上喝上二两高粱酒，浑身舒坦。
没有路灯，也没有车灯，只有头上皎洁的月光和从谁家大院里传来的狗叫声。按说平时背一个人不算什么，毕竟五公里越野我在连队都是前三名。可那天掰了一天玉米，手本就有些酸，不知不觉中，我也冒了虚汗。这不算远的距离，平时觉得没什么，这会儿却有些气喘吁吁了。不知不觉，为了不滑下去，邓晓阳勒住了我的脖子，我的手也不自觉地托起了邓晓阳的屁股。
就这样走了几十米，邓晓阳忽然打了一下我的头，在我耳边轻声说：“坏蛋，手往哪儿放。”这时，我才意识到手放在了人家姑娘的屁股上。我把邓晓阳往上背了背，说：“我的邓大主任，你别打了，我也快累趴下了。”邓晓阳又打了一下，说：“要不你抱着我吧。”我确实这个姿势手没了力气，就把邓晓阳放下。看着晓阳的眼睛，我一时间方寸大乱，那种感觉，用小鹿乱撞来形容再贴切不过。我左右看了看，确实没人。
晓阳看出我的担心，笑了笑说：“咋，抱不动？”我咽了咽口水，一把就把晓阳抱了起来。晓阳两手勒住我的脖子，走了没几步，头就十分自然地枕在了我的肩膀上。我心里暗自嘀咕：抱着可比背着沉啊！但心里实在舍不得放手，还不时像做贼一样，生怕遇到什么人。就这样，我背一会儿，抱一会儿，终于到了乡卫生院。
乡卫生院的值班医生被喊起来，还满脸怒气，看到来的是邓晓阳，脸色好看了许多。量了体温，一看快40度。医生经验丰富，马上打了退烧针。但退烧针效果没那么快，还需要物理降温。我找了个盆子，向医生要了温开水，也顾不上许多，就帮着邓晓阳擦了擦额头和脖子。换了七八次水，熬了一夜，等到第二天，邓晓阳的烧总算退了。人退了烧，精神状态就好了，看着我咧嘴傻笑。
在医院休息了一会儿，邓晓阳说想回家，不想在医院住了。于是，我带着一袋子花生、玉米，送邓晓阳回家。在公共汽车上，邓晓阳依偎在我的肩膀上，就这样，我俩稀里糊涂确定了恋人关系。等到下车，我肩膀上扛着玉米和花生，一手拉着邓晓阳，走着走着，怎么感觉越来越熟悉。最后忽然想起来，这条路不正是通往县委大院的路吗？
邓晓阳说：“这就是我家，县委大院。”这时我才知道邓晓阳的父亲是副县长，就是那个我在简报里经常看到的人。其实这一点我早该想到，哪个中专生毕业一年多就能直接担任党政办主任呢。知道邓晓阳的父亲是副县长，我放下花生、玉米就打算走。邓晓阳拉着我说：“敌人都不怕，还怕自己的同志？你难道让我一个人扛着这些东西回家？”看晓阳一脸坚定，我心想，大不了被撵出来，能怎样。
等到家门口，晓阳敲开门，还好是她母亲开的门。阿姨看到我明显一愣，但不愧是领导干部家庭，马上露出笑脸让我进门。当天不是周末，邓晓阳的父亲作为县城干部，不放秋假，所以不在家。阿姨给我泡了茶，上下打量了我几眼。晓阳可怜巴巴地说：“妈，我昨天发烧快40度，是我这个同事朝阳送我去的医院，今天又送我回家来了。”阿姨笑眯眯的，十分热情，说了些客套话。不知不觉到了吃饭时间，中午阿姨留我吃饭。阿姨十分利索地进了厨房，嘱咐道：“晓阳，陪你同事聊聊天。”我本打算去厨房帮忙，被阿姨拒绝了。
不得不说，阿姨厨艺精湛。中午，不一会儿就做了四菜一汤。聊天时，阿姨话里话外都是问我的家庭、过往。当得知我上过战场，还在部队立了三等功时，阿姨还专门敬了我一杯茶水。下午，邓晓阳又送我到汽车站。秋假这几天，我对她朝思暮想，就连干农活时也心不在焉。我从未如此盼着上班，当然，盼着上班是为了见到邓晓阳。
秋假结束，邓晓阳来上班，一见面，趁着没人，我们先抱了抱。那时大家提倡自由恋爱，但婚姻大事，还是遵循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自由恋爱的少之又少。所以在旁人眼里，我们还是和普通同事一样，甚至还刻意保持距离。
过了没多久，邓晓阳告诉我：“朝阳啊，我妈偷偷跟我说，我爸找机会会来看看你。”听到副县长要来看我，我心里多少有些不踏实，但还是故作镇定地说：“来就来吧，县长又不吃人。”
说曹操，曹操到。当天乡里便接到通知，常务副县长邓牧为要来乡里检查工作。书记和乡长立刻带领全乡干部职工打扫大院卫生。实际上，一般的县领导前来，倒不必如此大动干戈，但常务副县长亲临，乡长和书记哪敢有丝毫懈怠。
第二天一大早，乡党委书记马军和乡长张庆合便早早候在了乡大院。约莫10点钟，一辆吉普车缓缓驶入大院。这位常务副县长气场强大、派头十足，平日里威风凛凛的书记和乡长，在他面前也变得格外谦逊，尽显平易近人之态。
邓县长组织乡班子开了会，之后又单独留下书记和乡长交谈。随后，乡长来到办公室，把我叫了过去。此时，书记和乡长都已离开，办公室里只剩下我与邓晓阳的父亲——邓副县长，面对面。
邓副县长上下打量了我一番，开口说道：“你目前还没有解决编制身份问题，年轻人，应当以事业为重。我现在不是以副县长的身份和你交谈，而是以晓阳父亲的身份明确告诉你，你和晓阳的事情，我不同意。”他语气坚定，不容置疑，没给我丝毫开口辩驳的机会，话一说完，便端起保温杯，转身离去。书记和乡长热情挽留他吃饭，邓副县长婉言拒绝，没有留下。
我走在回办公室的路上，听到同事们在一旁议论纷纷：“这邓副县长今天咋没留下来吃饭呢？往常来可都是要吃的呀。”
回到办公室，晓阳满脸焦急，迫不及待地问道：“我爸爸跟你说了什么？”我看了她一眼，心中五味杂陈，艰难地吐出几个字：“咱们还是分手吧，咱俩在一起，真的不合适。”晓阳的眼泪瞬间夺眶而出，带着哭腔说道：“我不管，我绝不分手。”
此后，书记和乡长也时不时找我谈话，话里话外都是在告诫我，作为一个临时工，千万不要得罪领导，别把自己的前程给耽误了。为了避嫌，我主动提出调回武装部。说是主动申请，实际上大家心里都明白，这也是领导的意思，只不过主动申请这种说法，听起来更顺耳些。
李部长看着我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大丈夫何患无妻。邓晓阳确实很不错，但你俩的差距实在太大了。她父亲下一步接任县长，基本已成定局。你还是脚踏实地，先把正式身份解决了才是正途。”
在那段日子里，我总是刻意躲着晓阳。即便如此，每一天我都备受煎熬，只要一天见不到她，心里就像有猫在抓挠一般难受。
到了1986年春天，邓晓阳找到我，告诉我她已经和父亲摊牌，说两人彻底分手了，还说她父亲愿意在我身份问题上提供帮助。我说道：“不用了，我想靠自己的努力去解决。”晓阳轻轻敲了一下我的脑袋，嗔怪道：“你别犯傻了，事情哪有那么简单。没人帮你说话，谁会给你办呢？”
就这样，在1986年夏天，我终于正式解决了身份问题，成为了一名正式的国家干部。
彼时，改革开放成为全国热议的话题。然而，我们身处内陆地区，只是听闻沿海地区发展迅猛，却难以真切体会到究竟快到何种程度。
1987年，我的吴越战友虞家林到省城出差，特意坐大巴车辗转来到我的家乡。这些年，我们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。当年在连队时，我们并肩作战，我的三等功便是与他一同立下的，我们是生死与共的好兄弟。
战友兴致勃勃地跟我讲，他在魔都做外贸生意，据他描述，魔都的变化可谓日新月异，而我们这边依旧贫穷落后。他的外贸公司发展得如火如荼，正处于扩张阶段。他此次前来，一是为了和我叙旧，重温昔日的战友情；二是询问我是否愿意跟他一起干一番事业。我当时脑子一片混乱，便说要回家商量商量。战友在我这儿住了两天，临行前留下名片，还叮嘱我，只要我想去，随时去找他，还笑着说“苟富贵，勿相忘”。
我静下心来仔细思量，自己虽说解决了身份问题，但在这乡政府，和邓晓阳在一起的可能性几乎为零。眼下，邓晓阳因为我俩的事，一直和她父亲怄气，上面调她去别的地方，她坚决不去；组织提拔她，她也拒绝。我心里想着，倒不如出去闯荡一番，这样对她、对我或许都好，也能让她找一个更般配的人。
于是，我下定决心，找到书记和乡长，提交了辞职报告。这一举动在当时引起的轰动，远远超过我入职之时，毕竟那时还没有“下海”这种说法。
乡长和书记轮番找我谈话，苦口婆心地劝我，说乡政府虽说工资不高，但好歹是吃公家饭的安稳工作，我跑去魔都，简直是自不量力，不知天高地厚。
然而，我去意已决。临行前，我找到邓晓阳，满心不舍地对她说：“忘了我吧。”邓晓阳全然不顾这是在办公室，一把紧紧抱住我，斩钉截铁地说：“哪怕是上刀山、下火海，我也要跟着你。”我耐心地劝了她几句，我深知自己可以为自己的选择负责，可不敢替心爱的晓阳做决定，未来的路充满未知，命运难以预测，我可以去冒险，但绝不能让她陪我一起陷入未知的险境。
第二天，我告别了父母，坐上了乡镇的公共汽车，准备先到省城，再转车前往魔都。车子缓缓驶过乡大院，我目光紧紧盯着那熟悉的建筑，却始终没有看到那个心心念念的身影。
当公共汽车即将驶出乡镇时，我的心情瞬间跌入谷底，满心的落寞与惆怅。不管愿不愿意放下，似乎都不得不放下了。就在这时，公共汽车突然被拦停，我抬眼望去，一个无比熟悉的面容出现在车门口，是邓晓阳！她手里提着行李，脚步匆匆地朝着我走来。
